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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识人之道（第4页）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抓住要点。

【原文】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诵读《孟子》中“养气”章，似乎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即使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处，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在时刻引导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详解】

如何衡量人才，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才评价的问题，在此，我们先来看一看姜太公在如何衡量一个人才能方面的一番高论，他说：“平时多言语，恶言满口，叨叨不休，行卧不绝，为众人所憎恶，这样的人可使他在闾巷间拦截行人，察奸举祸，他们又喜弄权术，特别好事，晚睡早起，虽劳无怨，此等人只配做‘妻子之将’。胸无机密，预先告诉别人要检查之事，心肠软善，劝人改过而勉加餐饭，为人老实忠厚，寡言少语，分配财物平均，这样的人只能做‘十人之将’。对上善言巧辩，虚心恭敬，对下不听劝告，动辄对下级施行刑罚，刑必见血，对亲戚也不留情面，这种人可当‘百人之将’。在讼辩中争强好胜，对对手嫉之如仇，斥人以刑，可使众人整齐如一，听从命令，这样的人可任‘千人之将’。外貌谨小慎微，很少说话，关心士卒饥饱，熟悉下级的甘苦和困难，这样的人足可以做‘万人之将’。战战栗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日比一日谨慎，能够亲近贤士，听从采纳众人计谋和意见，使用人有节制，对人言词不傲慢，使下属能对他忠心耿耿，竭诚尽力，这样的人堪为‘十万人之将’。为人温良厚道，一心一意，见贤思荐，执法如山，正直不枉，这样的人可以做‘百万人之将’。功名赫赫，邻国皆闻，出入于豪宅华屋，百姓们却能亲附；对人诚信，宽缓大度，明于领导世人之术，既能卓有成效地完成易成之事，对不易成之事又能够反败为胜；上能知天文，下能知地理，让四海之内的人民，皆如妻子对丈夫一样地臣服于自己，这样的人才是英雄之楷模，天下之英主。”

曾国藩一生用人极多，评价人物也极多，而他以志趣高低作为评价人物高下的准绳，可谓抓住了人物评价的关键。但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在评价别人时，总是以褒为主，以贬为次，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曾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察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果如所请。曾国藩在评用人才上的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上文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是不可能成就大事的。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也是素怀大志之人，左宗棠自称“今亮”（即今世诸葛亮），以精通经世之学勉励自己，当科场失意后，就绝不留恋，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经世之才而得到当时朝中大臣的赏识，成为最终功成名就的晋升之阶。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岁时，随祖父在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1829年），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1830年）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澍针砭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宋时抗金名将、著名理学家张浚与其子张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有用之学，又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1837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六十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几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政绩卓著，因而深得时誉。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又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

陶澍像

陶澍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于是挥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之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印心石屋是以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两人还成为儿女亲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在六年中三试不第，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虽然并不十分热衷于科场，不喜欢也不长于作空洞枯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就难以进身，有志之士也只有通过科举获取地位，才能实践其志。左宗棠后来说过：“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又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左宗棠自少年时代就志大言大，尤为自负，自尊心也很强。因此三试不第之后，就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就在这年，发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认为“第一荣幸”的事。这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途经贵州、湖南，回到福建原籍养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以后，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释还，署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任云贵总督。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威望卓著，忠心耿耿。尽管在革职流放中，也始终不忘国事。在新疆，他极力讲求防边强边之策，大力倡导屯田，兴修水利。在云南，整顿矿政，努力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历尽官场艰辛，又身患重病，乃奏请开缺，回乡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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